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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2章（第3页）

“昭齐，我这里有你几个姐妹，年岁倒也都不大……”

虽还想再问昭齐写戏的事，但叶华生迫不及待，已是问起了女娘来买活军这里读书放脚的事情，沈君庸见他们谈得紧密，便和冯犹龙谈起了买活军文坛中一些名人故旧的发展，这也是冯犹龙亟待知晓的，不过他想说的话很多，又还心急要谈谈《鸳鸯错》可以改进之处，只好囫囵听了个大概，便要起头谈这事儿，偏巧此时叶仲韶、沈宛君夫妻回来了，众人不免又是一番厮见叙旧。

叶仲韶见到老友来了，如何不欢喜？红光满面，叫了孩子出去跑腿订座，直说今夜要一醉方休，又拉着冯犹龙、叶华生到自己书房去叙话，不过叶华生要陪太夫人说些叶家族中之事，于是沈君庸、冯犹龙先进了书房，叶仲韶还在安顿今晚的酒席，冯犹龙忙道，“酒可以之后再吃，戏的事情先说，仲韶，夸奖的话刚才已说过，此时再不说了，我这一生最羡慕你，便是你这佳儿佳女，实在是后继有人——”

到底还是夸了几句，将叶仲韶说得大有得色，方才问道，“但为何《鸳鸯错》不改编成《何赛花种田》的形式，做一出这种道白剧出来呢？依我说，《鸳鸯错》拿的补贴固然不低，但一定是远不如《何赛花》的，你可别是老清高的毛病犯了吧？云县里能唱《鸳鸯错》的班子有几个？能演《何赛花》的班子至少是十倍以上吧！”

这戏本虽然是昭齐所写，但刚才沈君庸已提到，是他和叶仲韶来排练班子，他还有正职，主要是叶仲韶在周旋奔走。叶仲韶先是吃惊道，“《何赛花》在‘外头’那么受欢迎吗？我们倒是不知哩，在我们买活军这里，他们倒演不过我们的。”

又解释了为何不采取道白剧的形式：第一，这是很新的东西，《何赛花》出来时，《鸳鸯错》已经写完了，并且通过了评审，改也是来不及改的；第二，《何赛花》在城镇中引起的观看热度其实不如《鸳鸯错》，因为那是没调的东西，看个一两次便已经对剧情了然了，而《鸳鸯错》这样的折子戏，是听唱的，总归在自己能唱得这么好之前，想要听到类似的乐声，只能来听戏，因此便是反复上演，也会有观众捧场。

“因这是买活军自己的故事，在几县颇受欢迎，一县之内，一日至少要演个两场，你想想，福建道内便是五十个县了，还有些大府内有好几个戏班子，这一日之内，也有个七八百文，演出补贴实在不算少了，胜在细水长流不是？”

冯犹龙听说这话，先不忙着算账，而是将叶仲韶看了几眼，笑道，“仲韶，你变了——从前你是‘君子不言利’，和你来往，总不听见一个钱字，让我老龙自感是个俗人。如今却连这几百文的账都算得清清楚楚，从前是君子不言利，如今是君子不耻于言利了？”

第269章君子不耻于言利

实则叶家的改变，让冯犹龙暗自吃惊的还有几点，只是不好公然说出来而已——据他所知，沈君庸之妻便是自己的表妹，昭齐居然公然写了《鸳鸯错》这样反对表兄妹成亲的戏，并不为尊者讳，即便他已知道买活军反对近亲结婚的‘疾病纯合’说，仍是感到这么做有些无礼。

再一个还是从这戏里看出来的，冯犹龙知道叶家和袁家定有亲事，似乎便是昭齐和袁家少爷，他一知道此戏是昭齐所写，便猜到叶昭齐有退亲的心思，以至于流露笔端——对于昭齐这年纪来说，她头几本戏也好，通俗小说也好，一定是从自身经历中兴发出来的，少年文人往往有这么一段时期，这是必然经历。

冯犹龙能看出这一点，难道叶仲韶就不能吗？便是叶仲韶不提，难道老夫人竟能容许叶家出现一个退婚之女？这岂不是将叶家的清名全然破碎？名门体统何在？他最诧异是，昭齐不但能写了这出戏，还公然上演，而在家中依旧受宠，老夫人对她照样慈爱有加，众人均是面无异色，仿佛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……冯犹龙不见得不喜欢，但这的确是他所难以想象的，算来还不到一年的光景，叶家竟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？

比较起来，叶仲韶的变化反而更容易接受得多了，在冯犹龙看来还十分的可喜，钱固然是很庸俗的东西，但又实实在在是不能去避免的，人生每一日，哪一刻不是要用钱的？

冯犹龙自家是很爱钱的，是以他感到叶仲韶的变化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不过也很好奇其中的缘故——以他对叶仲韶的了解，倘他不能问心无愧，是不能如此刻一样红光满面的，即便是腰缠万贯，也一定是惶然若失，打从心底流露.出不安来。

叶仲韶被他这么一说，倒也有些面红，望了沈君庸一眼，道，“君庸，你政治学得比我好，你来说。”

这又为何和政治有关，冯犹龙便不懂了，因他并没有怎么细读过《政治与社会》，略略翻看了一下，更集中在看买活军对上古社会的阐述，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想象，至于说剥削阶级云云，浮光掠影而已，实在是提不起太多兴趣来。

不过，既然好歹也看过，便不至于对二人所说的完全不知所以，冯犹龙其实也很好奇沈君庸为何能放下身段，去为海商做账房，想来都和几人于志气上的转变有关，因便听沈君庸说道，“其实从君子不言利，到君子不耻于言利，这其中的区别无非是‘正当性’这三个字——君子也要吃饭，要养家，君子不言利，是因为不必言利，君子的收入，来自于其田地的出息，若将其视为正当，那么君子的确不必言利。”

“有田地，有佃农，足够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，由此，君子所发生的一切其他活动，都不必也不愿言利，为的都是更远大更宏善之志愿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所为的自然不是利益，而是宏愿，因为利益在齐家以前便已经实现，或者在这过程中会自然地实现。”

“但买活军这里，是将地主、佃农视作剥削，既然叫做剥削，那便是不正当的东西，既然如此，君子收入的正当性便完全地失去了——买活军这里推行的是一种新的东西，讲究‘按劳付酬’，君子收入的正当性，从劳动中来。”

这说得有些玄乎了，冯犹龙半懂不懂，因为对买活军的叙述还是有些迷糊，叶仲韶便接口道，“其实便是一点，买活军这里，最光荣的便是劳动，凡是劳动，都要给予相应的报酬——譬如说，在国朝，做官是养不活自己的，若是清官，那便只能穷死。”

这一点是众人所公认的，国朝做官，的确是非贪不可，不贪真的一点钱也见不到。“是以，便可以推论出一条逻辑——国朝以为，做官是不应当收到报酬的，是一种近乎义务的工作。”

仔细想想，这的确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，冯犹龙也觉得这是很荒谬的，沈君庸道，“但除了做官之外，不论是为幕、经商、开课，总之一切要言利的事情，似乎都失却了读书人的体面与体统，仔细想想，最体面的读书人，唯独以耕读为业，这里的耕自然不是自己耕，而是叫佃农去耕。于是读书人的书，读完了之后，若是不能做官，便不能用这些学识来谋取任何利益，所谓君子不言利也——便是做官也赚不到钱的，读书人唯一体面的收入来源，便是田地的租子。”

“这在买活军看来，是一种极大的浪费，且不说剥削不剥削，如此一来，读书便始终是小部分人的事，因为一个正直的人，读书是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，他能读书便一定是有人做了不正直的事，为他夺取到了足够的田地来给他继承。这么说来，读书若不是一个强盗要读了书，考上科举去做恶事，要么便是一个强盗的后代，用抢劫来的财产，供着自己去读书，以便能够抢劫到更多的土地喽？”

“读书，无非是强盗们的自我标榜而已——虽然买活军的课本是没有这样说，但你若是细品了他们的教材，所读到的便是这样一个意思。这一点天如是写得很清楚的——你还没看到报纸吧，这读书强盗论，便是他新发的社论，言语真是锐利至极！”

“买活军既然是这么喜欢教人读书，又怎会让这样的逻辑继续下去呢？在买活军这里，利用学识谋得相应的收入，才是最具正当性的行为，既然如此，君子自然不耻于言利了——君子也要证明自己的学识，证明自己能配得上所要求的收入啊。”

“便如同老龙你，所出的小说话本也好，经学著作也好，都不是署的大名，其实无非也是自以为不登大雅之堂，读书人不愿沾染这样的名声——其实便是因为利用学识谋取钱财，自感失去了正当性。”

沈君庸所说的正当性之论，对冯犹龙来说的确是极为新鲜，对他的判词也不算冒犯，本来历代小说，多数都署化名，很少有真名署上的，只有诗集、文集，这是扬名立言之作，方才会署上名号，似乎也的确有耻于言利的考虑在里面。冯犹龙自家来说，他写话本完全便是因为畅销，为了赚钱，只是之前哪怕是书商，也不会如此直接地提起这一点而已。

但在买活军这里，一切似乎都很直接，沈君庸道，“买活军这里则是不同了，买活军不但鼓励读书人言利——实际上，他们这里人人都是读书人——而且他们是不喜付出劳动的人不接受报酬的。譬如今日这出戏，哪怕我不想收补贴都不行，我收下补贴，捐给孤儿院都可以，但补贴不能不收，因为这是对劳动的报酬。不收报酬，便是对这逻辑的破坏。”

“这是子贡赎人的典啊。”冯犹龙不由喃喃道，“逻辑……逻辑……”他对于这个陌生的东西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“对劳动的报酬，是买活军这里最正当的收入，只要是用自家的劳动来养活自己，那么便是这里最正当的百姓，百业皆是如此，是没有贵贱之分的。”沈君庸笑道，“说白了，老龙，买活军这里认你，不认你是秀才，也不认你的名气，他们认你是个杰出的小说家、教学家、戏曲家，这些东西，在国朝不登大雅之堂，在买活军这里却也是百业之一，读书人择一业从之，获取多少报酬，都是名正言顺。”

“便如我姐夫，在吴江束手束脚，经商不会，也辱没斯文，开馆耽误举业，辱没斯文，写戏小道分心，辱没斯文，这斯文怎么随意都能被辱没的？仿佛从田地以外赚一文钱那都是辱没斯文了，在买活军这里，写戏赚几百上千两那是他的本事！他赚得越多，旁人便看他越高，读书人靠学识取得收入，天经地义！——又有谁不喜欢钱？谁不喜欢囊中丰厚的感觉？谁不想让妻子儿女都跟着过上好日子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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