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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9章（第2页）

进士科试，诗、赋、论各一首，策五道，《论语》十帖，对《春秋》《礼记》墨义十条。

范围扩大，难度飙升。

以经义为例，解试的经义大部分是送分题，只有两三题比较困难，用以区分考生的水平，但到了省试，冷门的经义就频频出现，甚至占了大半。

这些经义想要完美的答出，已经不是熟记硬背能够搞定，需要考生融会贯通。

更别提还有五道策，还有最重要的诗赋，破题答题的难度都大涨。

狄进在解试答出了无可挑剔的满分试卷，但到了省试里，就不可能实现了，必须要将精力分配，有所取舍。

所以连片刻迟疑都没有，他就将诗赋放在第一，经义放在第二，策论排到最后。

这似乎不太对，后面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很多大儒都认为，诗赋是无病呻吟，清谈空洞，策论才能看出一个学子真正的水平，展现才华该琢磨策论才是。

但狄进很清楚，诗赋可以清谈，空洞无物，策论也是可以清谈，空洞无物的……

参加科举的考生，大部分都是没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，或者考了小半辈子的中年人，埋首案牍，让这些人写策论，要么就是模仿先人的成功之作，要么就是眼高手低的泛泛之谈。

实际例子嘛，可以参考后世一道题目，如何解决退休人员再就业难，出题人也不想想，需要削尖脑袋往里面挤的人，真能切合实际地回答出这种问题来？已经挤进去的都答不出来……

同样的道理，古代科举优先诗赋，确实有其历史局限性，但真要以为全靠策论，就能看出考生的才华，那同样是想当然。

科举考试本来就是以评测考生的知识储备和智力为优先的，官场磨砺和社会毒打自然是到做官时候来经历，两者不能颠倒。

所以狄进看了一遍策论的题目，脑海中构思好大致的思路，就将主要精力放在诗赋和经义上面。

经义代表基本功，能够提升考官的好感度，诗赋更是重中之重，让考官对自己青睐有加。

有了重点后，这段时间研究主考官风格的用处就发挥出来了。

根据狄进的分析，作为西昆体的开创者之一，刘筠近几年来似乎也意识到，这种文风越来越朝华而不实的路上前行，正在寻求突破与改变，一味跟风的西昆体已经入不得对方法眼了。

实际上对于其他考官来说也一样，文笔和观点，总要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，才能脱颖而出。

毕竟省试的考生，都是从地方上千军万马杀出来的成功者，差距已经大大缩小，而省试的考官，比起各州的考官数目要多，但试卷也更多，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，先声夺人的路子绝对好使。

这其实也是后来太学体为什么会大行其道。

太学体可太新奇了，怎么古怪怎么来，怎么生僻怎么来，最初考官一看，哎呦，这个没瞧过，一股清流啊！录了！然后全是“清流”涌了过来……

所以太学体的名声比起西昆体更差，被淘汰后连作品都没留下来。

狄进其实也考虑过，是否要采纳太学体的特点，权衡利弊后，还是放弃。

刘筠固然求变，但上了年纪的人，某种固执是改不掉的，不能自作聪明，反倒踏入雷区。

同样的，刘筠不是那种一味清谈的文人，他每每的批注都是言之有物，自然也喜欢言之有物的文人。

不仅是这位知贡举，还有四位同知贡举，这些都是全国精英，阅历丰富，天南地北，火眼金睛，绝不好糊弄。

如鼎鼎大名的科举故事，苏轼在科举考试里杜撰典故，结果主考官欧阳修怎么都想不明白出自哪部古籍，还去请教，这才知道是苏轼杜撰的，反倒予以夸赞，这种听听就行。

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文章中夸大其词，会给考官留下极其糟糕的恶感，偏偏士子自忖才高八斗，写到最酣畅淋漓的关头，极容易犯这样的错误，必须压抑住这种冲动。

综上所述，既要新奇特别，于现有的西昆体上别出机杼，但又不能创新太过，引发年迈大儒的恶感，同时得言之有物，分寸拿捏，恰到好处。

这就难怪许多人即便研究了考官的喜好，还是难以满足对方的喜好，入得眼缘了，确实困难……

狄进则成竹在胸，按照这个拟定好的思路，把题目审完后，基本就知道该如何答题了，从容不迫地提笔。

别说下意识观察这位对手的王尧臣，就连欧阳修都不自觉地被其吸引，不是小隔间的考场，就是这点不好，压力都是互通的。

而即便骄傲如欧阳大才子，都不得不承认，这位国子监解元，在考场上的气势，好生可怕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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